张居正起自寒门，经由科举考试步步进阶。初入仕途时，因嘉靖帝长期怠于临朝，权臣当道，他无从施展经世之才，只得在进退浮沉间静待时机。历经多年朝堂风云的磨砺，他跻身内阁，以过人的智慧周旋于政坛强人之间。隆庆、万历政权交替之时，他获得李太后与宦官冯保的支持，在权力角逐中胜出。
张居正常常感叹：“仆以孤焰，耿耿于迅飚之中。”身居首辅，张居正力排众议，推行政治、经济等各项改革：制定考成法，整顿吏治；清丈田亩，抑制土地兼并；推行一条鞭法，惠农利商。阻挠、非议接连不断，他如孤焰立于狂飙之中，纵使势单力薄亦不改初心，坚持推进新政，以一己之力为日渐衰颓的大明王朝带来最后一抹光亮。
以下内容节选自《孤焰狂飙：大明首辅张居正》，已获得出版方授权刊发。
《孤焰狂飙：大明首辅张居正》
作者：刘志琴
版本：重庆出版社
2026年8月
史书赞誉他为
“起衰振隳”的“救时宰相”
人们素来以政绩作为评判改革家的依据，而政绩都产生于当朝，何以笔者认为对改革家的评价重在身后而不在当朝呢？
提出这一观点，是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改革家的结局往往都很悲壮。他们为了富国强兵鞠躬尽瘁，建立丰功伟绩，个人的下场却非常悲惨：商鞅被五马分尸，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……他们都曾是位极人臣的宰辅；即使贵为至高无上的君王，因改革而遭遇覆灭的也不乏其人，如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，推行胡服骑射，最终被反对派围困，活活饿死。这些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连反对派的反扑都挡不住，又怎能指望他们在当朝获得公正的评价？大多数改革家功败垂成、惨遭不测，却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张居正。
张居正是16世纪后期名垂青史的政治家。他从寒微门第中奋起，通过科举考试，从秀才、举人到进士，步步进阶，官至内阁大学士，在万历初年（1573—1582）担任首辅十年，辅佐小皇帝推行新政，把衰颓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，史书赞誉他为“起衰振隳”的“救时宰相”。
“救时”是后世史家对张居正的高度评价，这既彰显了他在明王朝衰颓之时临危制变的能力，也肯定了他大刀阔斧、彪炳史册的革新举措。凭借赫赫功绩，张居正与商鞅、王安石齐名，并列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、中期、后期最负盛名的三大改革家。
《风禾尽起张居正》（2027）海报（局部）。
张居正是四百多年前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，王安石是九百多年前北宋熙宁年间的宰辅，商鞅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辅佐秦孝公的重臣。三人都是远去的历史人物，但他们的改革功绩万古流芳、至今不衰。他们分处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，是推动封建社会开创、发展和振兴的三大功臣。张居正在其事业如日中天时病逝，是三人之中唯一一个生前改革获得成功而得以善终的改革家。但是，他死后家族惨遭清算，全家被围困，饿死十余人。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，三人推行变法都力求富国强兵，成效显著、惠及后世；其改革思想也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。后世统治者无一例外地享用了他们的改革成果，但他们长期以来遭受不公平的评价。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？
商鞅废除井田制，按军功授爵，奖励耕织，奠定了秦国中央集权制的基础，也为秦国一统天下筑牢了根基。这场变革影响深远，商鞅由此成为推动封建制度确立的关键人物。商鞅所处的时代，正是周朝分封制向秦朝郡县制过渡的重要阶段，也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第一次社会制度大转型。同一体制内的变革与体制转型时期的变法不可相提并论。与商鞅变法不同，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，都属于同一体制内的革故鼎新，后世对他们改革的评价具有可比性。不过，两人死后，世人对其改革的是非曲直、功过荣辱的点评大不相同。
王安石推行青苗法、免役法、方田均税法、保甲法等诸多新政，一改国库亏空的局面，使宋朝政府摆脱财政危机；张居正整顿吏治，考察名实，清丈田地，推行一条鞭法，振兴了衰落的明王朝。二人推行的诸多制度举措都被后世沿用，一直延续至封建王朝终结。无论是北宋的王安石，还是明朝的张居正，他们都以自己的卓著功绩改写了当朝历史，但后世对他们的评价毁誉不一。纵观封建王朝的历史，无论是最高当权者还是文人学士，对二人的评论截然不同，这也使他们身后的声名荣辱大不相同。
就王安石而言，在12至19世纪的七百余年间，除个别独具慧眼者肯定其才干外，世人大多对他持批评态度。《宋史》将王安石变法视作北宋动乱衰亡的根源，这一看法一度成为定论，主导了后世对王安石的评价。清代在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不仅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，而且将反对王安石变法当作“善”来表彰，将为王安石变法辩护当作“恶”来谴责，以致有“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”之说。直到19世纪末期，严复、梁启超才为王安石彻底翻案。
张居正卒于任上，虽然得以善终，但他死后家族的境况要比王安石悲惨。万历十年（1582）六月二十日，张居正病逝。同年年底，张居正遭到弹劾。次年，明神宗下诏“尽削居正官秩，夺前所赐玺书、四代诰命”，张居正的家产被籍没，弟弟张居易、次子张嗣修被流放，家人被围困，饿死十余人，长子张敬修以血书鸣冤，愤而自尽。
“功在社稷，过在身家”
从死后家破人亡这一点来说，张居正比王安石不幸；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，张居正又比王安石幸运。王安石被诬七百余年，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便得以昭雪。崇祯年间，朝廷为其全面平反，恢复谥号与荣衔，荫及子孙、世袭官职；其故居被改建为张文忠公祠，供后人凭吊瞻仰。《明史》盛赞其治绩，称张居正主政期间“海内殷阜，纪纲法度，莫不修明。功在社稷，日久论定，人益追思”。
张居正被诬之时，皇帝的诏书一经下达，群臣无不胆战心惊。加上人亡政息，朝堂上一度出现对张居正群起而攻之、落井下石的局面，情势十分严峻。然而就在查抄张府的当年，刑部尚书潘季驯、户部尚书王遴便先后上疏，追述张居正的功绩。二人虽被视作张居正的同党而遭到贬斥，但为张居正鸣冤叫屈者依旧络绎不绝。当朝大儒李贽称张居正为“宰相之杰”；有人为张居正立碑，誉其为“社稷之勋”；有人搜集其遗集，自行刊印；还有人抚文追思，怆然落泪。由此可见，张居正被诬后不久，官员、士大夫便自发地为他辩诬申冤。当然，此类情形在历史上不乏先例，但耐人寻味的是，为张居正平反的人中，既有他昔日的支持者，也有曾被他打击、与他结怨的反对派，这样的人不止一两个，而是一批人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现象。
被张居正罢黜的赵锦，直到张居正去世后才得以复职。但他一复职，便立即为张居正主持公道，上书朝廷请求宽待张居正的家人；翰林院侍讲学士于慎行复职后，适逢张府被抄，他义无反顾地致信办案官员，恳求执法时不要株连无辜，为张居正的家人留有生存的余地；早年得罪张居正而辞官隐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，复职后升任吏部侍郎，因维护张居正而再次被降职；多次与张居正发生冲突、被连降三级的骆问礼，复职后写下《哭张江陵》一诗，以示缅怀之情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当年因弹劾张居正而遭廷杖八十、落下腿疾的都御史邹元标，评价张居正“功在社稷，过在身家”，坦言即使把张居正称为社稷之臣，张居正也“奚愧焉”。天启年间，邹元标已是白发老者，仍拖着那条伤残的腿，为张居正平反昭雪奔走呼号。
《万历首辅张居正》（2010）剧照。
这不能不令人惊叹！张居正何德何能，竟能让当年力图扳倒他的反对派抛开个人恩怨，纷纷为他鸣冤叫屈。论人品和学问，张居正并不在王安石之上。王安石默默地死去，反对派犹追打不休，使其受谤七百余年。而张居正身后蒙冤，不仅有改革支持者的辩诬，还有一批反对派的追思，哀叹世间已无张居正。喜耶？悲耶？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，在中国改革史上实属罕见。
可这历史上罕见的事，偏偏发生在明朝晚期！是非荣辱的巨大倒置，又是这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！
历史何以让他遭遇这样的错位？
后人的追述或许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一历史谜题。
明人说：“居正受遗辅政……肩劳任怨……日久论定，人益追思。”“板荡之后而念老成，播迁之余而思耆俊。”
清人说：“恩怨尽时方论定，封疆危日见才难。”“功在社稷，日久论定，人益追思。”
应当说，上述言论仅是后人对张居正评价的很小一部分，但这一小部分道出了引人深思的内容。论者从“日久论定”“板荡之后”“封疆危日”等时间的检验和形势的变化着眼，重新评价张居正。他们的评价，都是抛开个人恩怨，对王朝兴衰安危进行反思后说出的肺腑之言。张居正离世后，新政逐渐废弛，时局急剧败坏，社会动荡，危机迭起，与张居正执政时的吏治严明、国家富足与社会稳定形成极大的反差。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，忧国忧民之士束手无策又不甘心王朝沉沦，渴望重现万历初年的盛景又无法实现，张居正由此成为“起衰振隳”的偶像。当初被张居正踢翻在地、罢黜打压的官员甘愿放下个人恩怨，重新拜倒在他脚下。这固然体现出这批官员忠心事国的情怀和正直无私的品格，实则也是困顿时局之下，无奈且无力的现实选择。
“明只一相，张居正是也”
晚明不乏饱读经书、精明干练的能人志士，但他们所处的16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，这使得他们当时要面对的已不只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败，还有整个封建制度的没落。在一个王朝的末年，力图扭转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，但在封建社会的末世，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，唯有张居正一人。16世纪末的时局，给了张居正与历代改革者不同的背景和机缘。
从秦汉到明末，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已经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。它本身就会经历创立和完善的过程，又在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得到发展。多少次农民起义，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，一次又一次地造成封建统治系统的瘫痪。即便如此，封建专制体制仍然被沿袭下来，不断发展，越到封建社会后期，专制集权越被强化。发展到明朝，政治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，连宰相的权力都被收归皇帝，一切由皇帝独揽，因此后世将明朝视作封建专制极度发展的王朝。然而，正是这一专制集权高度强化的王朝，其末年的衰败景象，却比汉末、唐末和宋末更严重。王朝前期皇权的极度强化与王朝后期皇权的极度弱化，这种反差态势，是历代王朝所少见的。这一强弱相依的现象，反映出封建专制体制本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，标志着这种制度已弊病丛生、沉疴难治，若不革新，便必将走向灭亡。
《万历首辅张居正》（2010）剧照。
张居正便是在这一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走向政治舞台的。他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，使王朝短暂中兴。在此之前，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做过尝试，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，但都以失败告终，狼狈离职。唯有张居正的改革获得成功，可这最后的努力又遭到皇权的践踏，十年新政在顷刻间灰飞烟灭。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留给改革的空间愈来愈小。无论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改革者都会遭受灭顶之灾，以致无路可走，而王朝的历史也走到了尽头。
晚明的历史证明，只有张居正能挽狂澜于既倒，所以清人说：“明只一帝，太祖高皇帝是也；明只一相，张居正是也。”明代共有十七位皇帝，何以说只有一帝？因为太祖是开国皇帝，是明朝的开创者。明代的宰辅多达一百六十余人，何以说只有一个？因为唯有张居正遏制了王朝的颓势，堪称“救时宰相”，对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有再造之功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，无人能居其右。正因如此，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中断言：“明代有种种特点，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。”
拥有二百七十六年国祚的明王朝，也曾能人辈出、群星璀璨。但在梁启超心目中，明代称得上政治家的只有张居正一人。把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，不仅是因为晚明这一特定时代造就了一代人杰，更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。明末刘芳节自述阅读张居正遗集时的心情是“手舞足蹈而不能已”，盛赞张居正其人其文为“千古奇人，千古奇书”。万历末年刊刻的《张太岳集》，汇编收录张居正的奏疏、书牍、札记和诗文。此书算不上鸿篇巨制，也不是刻意撰写之作，却被明代思想家吕坤评为“庄雅冲夷，真醇正大”！吕坤盛赞张居正的思想是典雅深刻而又平易近人的精明之识，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张居正的钦慕之意。张居正若非具有极大的思想魅力，不足以令后人如此倾心折服。如果说“奇人”之“奇”是指张居正传奇的人生经历，那么“奇书”之“奇”便是指张居正非凡的胆识与深邃的思想。
兼有奇人和奇书之誉的张居正，生于嘉靖四年（1525），卒于万历十年（1582）。在五十七年的人生中，他参与内阁政务长达三十五年，历仕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，并在万历初年凭借首辅的政绩登上了人生的顶峰。
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。作者：刘志琴；摘编：何也；编辑：张进；导语校对：赵琳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，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值班编辑 刘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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